由上海市抗癌协会和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主办的第二十届上海国际乳腺癌论坛（SIBCS）于2025年11月13-15日在上海召开。本次会议名家齐聚，既有国际学者的国际视角概述，又有中国顶尖学者中国国情的论述，还有更多青年学者的风采展现。会上，肿瘤瞭望特邀采访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陈益定教授，请他就乳腺癌外科领域二十年来的里程碑式变化、T-DXd在早期HER2阳性乳腺癌中的应用前景，以及如何加强转化研究与临床衔接、推动精准治疗落地等关键话题进行了深入介绍与展望。
编者按：由上海市抗癌协会和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主办的第二十届上海国际乳腺癌论坛（SIBCS）于2025年11月13-15日在上海召开。本次会议名家齐聚，既有国际学者的国际视角概述，又有中国顶尖学者中国国情的论述，还有更多青年学者的风采展现。会上，肿瘤瞭望特邀采访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陈益定教授，请他就乳腺癌外科领域二十年来的里程碑式变化、T-DXd在早期HER2阳性乳腺癌中的应用前景，以及如何加强转化研究与临床衔接、推动精准治疗落地等关键话题进行了深入介绍与展望。
01
《肿瘤瞭望》：上海国际乳腺癌论坛（SIBCS）已经举办至第二十届，您多次参与该会议，见证了乳腺癌诊疗手段不断丰富的过程。作为外科医生，您认为在这二十年间，乳腺癌外科治疗领域发生了哪些最为显著且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变化？这些变化对患者的治疗结局和生活质量产生了怎样的深远影响？
陈益定教授：这二十年来乳腺癌外科诊疗手段确实有非常大的变化，整体乳腺癌治疗格局也发生了深刻变革，主要体现在局部治疗和全身治疗两方面。作为外科医生，我尤其关注外科领域里程碑式的进展。
首先，在腋窝淋巴结处理方面，变化非常显著。二十年前，我们几乎常规实施乳腺癌根治术。而随着前哨淋巴结地位的确认，如今前哨淋巴结活检已成为主流。无论是临床淋巴结阴性患者，还是新辅助治疗后由阳性转为阴性的患者，均可考虑前哨淋巴结活检，这显著改变了腋窝手术的处理策略。
第二点变化体现在保乳手术的普及。作为外科医生，我对此感受尤为深刻，因为外科手术的重点始终围绕乳房切除与腋窝处理展开。二十年前，乳腺癌患者接受保乳手术的比例非常低，据当时的调研，即便在大型中心保乳手术的比例也仅占5%-10%。根据最近吴炅教授公布的全国范围的调查数据，在这二十年间，我国保乳手术比例已从最初的5%-10%逐步提升至15%-20%，虽然各地区存在差异，但部分中心保乳率已接近50%。
第三点变化在于乳房重建手术的认可度不断提高。无论是保乳术后的整形修复，还是全切后的乳房重建，都越来越受到重视。目前，在吴炅院长牵头编写的肿瘤整形技术操作指南中，也对重建手术的规范开展与标准制定进行了系统梳理。可以说，外科治疗领域在这些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
此外，作为外科医生，我也非常关注新辅助与辅助治疗的发展。这两种治疗在外科临床中也经常被提及，尤其是新辅助治疗领域变化巨大。二十年前，只要患者没有发生远处转移，几乎所有患者都先行手术，再进行后续治疗。而现在，对于淋巴结未转移的HER2阳性或三阴性乳腺癌，只要肿瘤大于2厘米，我们也会考虑新辅助治疗。这两类患者若新辅助治疗能达到病理完全缓解（pCR），预后将显著改善。因此，如今我们接诊患者后，不再一律直接手术，而是先行穿刺和免疫组化检测，明确分子分型，再与患者全面沟通治疗方案（包括是否需行新辅助治疗、手术方式选择以及术后辅助治疗等）。
总体来看，以上几个方面是近二十年来，外科医生视角下，乳腺癌外科治疗领域变化最为显著的几个方向。
02
《肿瘤瞭望》：在刚刚落幕的ESMO年会上，ADC药物领域的研究成果备受瞩目，其中DB-05与DB-11研究的最新数据公布，进一步揭示了T-DXd在早期HER2阳性乳腺癌新辅助及辅助治疗阶段的卓越潜力。您如何看待T-DXd在早期HER2阳性乳腺癌治疗格局中的应用前景？未来早期乳腺癌患者的治疗可能面临哪些机遇与挑战？
陈益定教授：T-DXd最初应用于晚期多线治疗，随后逐步推进至晚期二线及一线治疗，并取得显著疗效。目前，该药物也在早期乳腺癌治疗领域展开探索，包括辅助强化治疗及新辅助治疗。
本次ESMO会议上公布的DB-11研究结果显示，在未经治疗的高风险HER2阳性早期乳腺癌患者中，T-DXd-THP方案与ddAC-THP方案的pCR率分别为67.3%和56.3%（差异为11.2%；95%CI：4.0-18.3；P=0.003）。该研究因T-DXd单药组pCR率不理想而提前终止，但其重要意义在于为HER2阳性患者的治疗优化提供了新思路。
例如，参考PHERGain研究设计，我们可以筛选出部分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尝试完全免除化疗；又如，在三阳性乳腺癌患者中，联合CDK4/6抑制剂与内分泌治疗也可取得类似疗效。该研究结果的公布表明以T-DXd为代表的ADC药物在HER2阳性乳腺癌新辅助治疗中具有重要地位。目前已有较多研究者发起的研究（IIT）正在探索如何通过优选患者使ADC药物发挥更大作用，相信这些研究将为早期乳腺癌治疗提供有益补充。
此外，本届ESMO大会上公布的DB-05研究数据显示，在未达到pCR的患者中T-DXd在疗效上优于T-DM1，这令人十分振奋。既往KATHERINE研究结果曾让我们认为，未达到pCR的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治疗已达到“天花板”，即在未达到pCR的患者中，采用T-DM1进行辅助治疗可显著改善疗效。然而，目前看来，ADC药物在HER2阳性乳腺癌辅助强化治疗中仍具广阔前景。我们期待未来能为新辅助治疗后未达到pCR的患者提供更优的强化治疗选择。
我们当前的目标是使HER2阳性患者实现彻底治愈。对于肿瘤大于2厘米或伴有淋巴结转移的HER2阳性患者，可先进行新辅助治疗，若未达到pCR，再考虑辅助强化治疗。同时，我们也需关注更早期的精准预测，如邵志敏教授团队开展的相关篮式研究，旨在筛选出更适合ADC药物、单纯化疗或TKI等小分子药物治疗的患者。通过这样的精准分层，早期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将有望获得更好的治愈机会。
03
《肿瘤瞭望》：作为多项临床研究的参与者，请您为我们分享下，您认为在乳腺癌治疗领域，应如何更有效地推动转化研究与临床实践之间的衔接，从而加快科研成果向临床应用转化的速度，以为乳腺癌患者提供更多切实有效的治疗选择，并改善其治疗效果？
陈益定教授：其实目前我们在开展临床试验时，通常会纳入多项次要终点进行观察，甚至进行分层分析，这些分层往往基于分子标记物或多基因检测等可能具有预测价值的工具。
从转化研究的角度来看，基础研究通过机制探索发现具有潜力的靶向药物。今年最令人鼓舞的案例便是PAM通路中的两项成功转化药物——伊那利塞和卡匹色替，这两种针对PAM通路的抑制剂优化了治疗策略。过去我们所说的精准治疗，主要依赖免疫组化等传统方法，而现在针对PAM通路中PIK3CA、AKT1或PTEN等基因突变，我们已经有了相应的靶向药物。这些转化研究成果能够在临床实践中落地，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毕竟乳腺癌的异质性一直是困扰我们多年的难题。
此外，我们在临床研究中也在积极开展更多生物标记物的探索，目标是在精准治疗的道路上更进一步。所有治疗方法都无法适用于所有患者，因此我们在开展临床试验时，会更多地引入肿瘤标记物和多组学检测，以期更早预测疗效、更精准地对患者进行患者。这种分层旨在针对不同患者的不同靶点，制定个性化的药物组合方案。例如在HER2阳性乳腺癌中，尽管已有众多靶向药物可选，但具体方案可以是化疗联合靶向药、单纯ADC药物、ADC联合小分子TKI，或是大小分子联合化疗，甚至内分泌治疗联合靶向治疗等。这些多样的组合方式，正需要我们通过转化研究寻找更多生物标记物。
如果我们能借助生物标记物将患者群体更准确地细分，并给予针对性的治疗，那将是精准治疗的终极目标，也是未来乳腺癌领域需要持续努力的方向。
陈益定教授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主任医师，乳腺外科主任，博士生导师
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委会常务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家族遗传性肿瘤专委会常务委员
CSCO乳腺癌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医促会乳腺疾病分会常务委员
浙江省医师协会乳腺肿瘤专委会副主委
浙江省抗癌协会乳腺癌专委会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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